第七章 國有企業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

作者:尊敬的馬克思，爲什么中國國有企業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都到了必須要自我消滅的程度?

卡爾·馬克思:凡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都很清楚，本質的馬克思主義必然是能够本質地解釋世界的主義。只有本質地解釋世界，才能本質地改造世界。説你們的國有企業改革没有本質成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們依然在人爲地排斥本質。國有企業要完成從非本質狀態到本質狀態的改革，當然是不會一蹴而就的。即使有過多次反復，也符合認識論的規律。人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只有經過多次的反復，才能完成真理的回歸過程。但是，這裹的首要前提是，你們必須要對事物的本質有本質的認識和理解
而不是繼續處于本質與非本質的顛倒或錯亂狀態。


你們的國有企業改革爲什么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根本原因是你們對國有企業改革缺乏本質的理解，甚至對國有企業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都没有搞清楚，因而國有企業的所有改革都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改革，當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改革成果了。倒是在經營形式的變革上下了不少功夫。包括政企關系調整，也包括經營者的激勵機制建設。還包括，要讓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再就業。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政府的本質追求應當是促進就業，可唯獨中國的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却在積極“促進”失業。的確是朱镕基的無奈嘛。因爲你們的政府是國有企業的終極資本家，被失業的工人又是國有企業的工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有機構成規律，早都屬于多余的人人力資源配置了。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大國總理，親自驅趕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再分流的尴尬歷史場面。這也算是特色社會主義嗎?

什么是國有企業?顧名思義國有企業就是生産資料歸國家所有，也要由國家來經營的經濟法人主體。從邏輯上說，稱爲“國有國營企業”可能比較准確。這個定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而是地地道道的列寧主義:定義，或者是地地道道的斯大林主義定義。我們在前面已經説過，國有企業的前身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顧名思義就是生產資料歸全體社會成員所有，與社會所有制的意思比較接近，這才有點像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定義。

關于全民所有制企業具體應當怎樣經營和管理，我和恩格斯生前都没有具體研究過，對于尚未出現的事情，談如何經營和管理顯然不現實。可是俄國的列寧却説，在國家還是客觀存在的情况下，全民所有制只能以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而且還要由國家來組織經營。所以，就有了“國有國營企業”，不過仍然被稱作全民所有制企業。這就是中國，也是整個人類產生國有國營企業的歷史淵源。

我很佩服列寧的理論天才和實踐能力，你們的國有企業在改革之前就是列寧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定義，即與蘇聯國度不差“分毫”的“國有國營企業”。改革之后，就成了今天的國有企業，其實仍然是“國有國營企業”，并没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從語言學上説就是同義語的反復。靠語言學能够消除國有企業弊端嗎?尖刻一點説，不過是一種文字游戲而已。關鍵是，你們承擔國有企業經營職能的自然人，也一直屬于“國家所有”。所以，你們的國有企業改革就不可能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當然，除了有過同義語的反復之外，你們也有過一些“驚人的”舉措就是所謂的簡政放權、政企分開、撥改貸、利改税、承包制、兩權分離、下崗分流、還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很是熱鬧了一番。不僅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眼花缭亂，就是全世界那些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是一頭霧水，不明就裹。實際上就是跳進水裹摸石頭，還不要亂撲騰一通?在這裹，最值得馬克思主義深人分析的問題，是你們的“兩權分離"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兩權分離是企業改革的必然方向，但是這與國家所有制改革并無必然聯系，私人所有制企業也需要兩權分離。中國很早就開始有“東家”(所有權)與“掌櫃的”(經營權)相分離的歷史過程，延續到整個民國時期都是這樣。但是，角色名稱却是越來越現代化了，什么董事長、總經理的頭銜滿天飛。這是客觀經濟規律和管理規律演化的必然結果。演化到今天，就是“現代企業制度”，包括“現代職業經理人”制度，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和企業制度。

你們的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要實行兩權分離，也是爲了解决國家所有與國家經營“兩權不分”問題，出發點是要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應當屬于“普世價值”的覺悟。但是由于你們的理論扭曲，又使正常的“兩權分離”變得不倫不類。所有權屬于國家，這個不難理解。可是經營權屬于誰，你們説屬于企業。可是企業不是國家的嗎?又是一種同義語的反復和文字游戲!其實，你們針對國有企業所説的兩權分離，首先應當是產權與政權的分離。然后才是經營權與産權的分離。没有前者的分離前提，就不可能有后者的分離結果，從而就没有產權動力和經營權動力的同時增長。

産權與政權的分離，就是你們所説的“政企分開”，這個應當不難理解。政企不分的弊端，一方面是政府對企業干預過多，束縛企業手脚。另一方面是對非公有制經濟體的不公。國有企業既是運動員，又是教練員，甚至還是裁判員，怎么會有公平競争可言。所以，政企必須分開，關鍵是怎樣分開。

馬克思主義完全可以斷定，只要政府在代表企業產權，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企分開。道理很簡單，作爲“公權力”的政府當然可以不管企業，但是作爲資本家的政府怎么能不管企業呢?所以，你們的政企分開只能是政府與非公有制企業的分開，而不可能是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分開。最終就是一個給奶吃，一個不給奶吃的社會所有制結構。不給奶吃還要遭受“白眼兒”，自然就更没有公平競争可言了。在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當中
有幾個人會認爲這是公平的?包括有一點正常良知的國有企業領導人都會認爲不公平，就更不要説是其他社會認同主體了。

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兩權分離與政企分開的兩權分離，屬于不同的邏輯範疇。你們在這裹所説的企業經營權，邏輯上應當是企業管理者與全體職:工之和的共同經營權。是人力資源意義上的主體，而不是產權意義上的主體。你們曾經搞過的國有企業承包制改革，實質上就是企業管理者與全體:職工，對國家所有權實行全員承包經營。在機制原理上也屬于兩權分離，就是企業“内部人”的經營權主體，與企業的產權主體即政府之間的兩權分離。

這種兩權分離與你們農村的承包制差不多，也可以説，是農村承包制在國有企業領域的機械效仿，很容易使人想起那個“東施效颦”的故事。只是承包的主體不同而已。前者是西施的“家庭承包”，后者是東施的“企業全員承包”。家庭承包也屬于兩權分離，就是農民家庭經營權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分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就是你們那個具有社會自治屬性的“村民委員會”組織。也算是一種“政企分開”吧，即家庭承包制的“企業”與自治組織的“政權”分開。當然，兩種政企分開與兩種兩權分離還會有其他方面的區别。但是，這些區别都不屬于本質意義上的區别。本質意義上的區别是產業領域的區别和生產資料形態的區别。

東施效颦的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完全没有了西施的美。所謂的國有企業承包制，其實就是小農經營方式在中國現代企業體系裹“演跳”的蹩脚舞。可取之處是兩權分離，可悲之處是混淆了現代社會經濟體與傳統小農經濟體之間的本質區别。恐怕與你們早期的農民革命基因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想不到在半個世紀之后還會發作。小崗村的“血書”只能算是誘發因素。關键是農民革命的基因至今仍然還在無產階級政黨的血液裹流淌。

用小農經濟的方法論來搞國有企業改革怎么行?既會破壞統一的税制和公平機制，又會隔斷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内在聯系。把現代企業體當成窩窩兒的土豆去承包。同時，還等于是吸食了鴉片，拼設備拼消耗，像士地承包一樣去搞掠奪式經營。最終就是形銷骨立，像鬼一樣的可怕。好在你們已經中止了這種令人類經濟發展史無法延續的國有企業承包制。但我還是在爲你們擔心，類似的農民革命基因不知道什么時候，又會在什么地方冒出來，在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上演出一幕幕舞蹈活劇來。很美妙
的舞蹈啊，殘酷一點説就是“癲癇病”。

你們現在正在對國有企業實行的兩權分離，所有權主體可以算是很清晰了，就是以政府爲代表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經營權主體是誰?當然就應當是那些以自然人形式出現的企業經理人或經理人集團。在這種經理人集團裹，肯定不會再包括企業職工了。因爲你們的勞動制度改革已經完全“買斷”了他們的工齡，國有企業職工在法律和事實上，已經徹底解除了與國有企業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如同“失去了鎖鏈”的無産階級一樣。所以，就不可能繼續成爲國有企業經營權主體的組成部分了。他們所能保留的，只能是一種面向社會不特定産權主體和不特定經營權主體的勞動權主體即勞動力市場上可自由出賣的勞動力。

這同當年的承包制相比應當是一個重要區别。所以，就有了經營者的年薪制”和股權激勵機制。有些企業的經營權主體在得到産權主體認可的情况下，也會把“失去鎖鏈”的職工卷人持股人的隊伍。于是，那些國有企業產權代表一-董事長們，就變成了雙重産權代表，包括經理人集團也可以成爲企業股東。兩權不僅没有分離，反而又在畸形的狀態下完成了新的“兩權合一”過程，即在事實上將國家所有權與個人所有權合成爲“企業所有權”了。然后就像宋江一樣去“打方臘”，堂而皇之地侵占國家所有權利益。


你們后來還是有了一點覺悟，開始讓國有企業給財政部上繳產權收益，但是比例還是很有限。因爲企業職工、總經理還有那些所謂的董事長們，都會齊心協力的圍攻財政部，千方百計争取最小的上繳比例。包括你們的終極所有權代表，也把屁股坐到了企業内部人的既得利益一邊。財政部反倒成了國有莲權代表，其余都是經營權和“企業所有權”的代表。特别是你們哪個“國資委”，都在不自覺的過程中由資本家組織變成了經理人組織，國家公務員。這就是你們不堪一笑的當然還有一種糊裹又糊塗的身份兩權分離”。包括馬克思都要佩服的五體投地。將資本家的身份與公務員的身份融爲一體，也是你們的一大發明。盡管這個資本家是國有資本家。

兩權分離的本質含義應當是什么，當然是職業經理人的經營權與企業所有權的分離。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是如此。一個職業經理人可以面向一個單元體的所有權，也可以面向多個單元體的所有權。你們
那些上市公司，不是早就有了由上萬個自然人股束組成的企業嗎?

在這種情况下，所有的職業經理人就其終極屬性來説，都應當屬于個人和社會，而不應當屬于企業或政府。既不屬于國有企業，也不屬于非國有企業。既不屬于中央政府，也不屬于地方政府。從理論上説，就是屬于勞動力個人所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即使加人了某個專業性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就是像職業經理人協會之類的NGO組織，也不是人或勞動力的隸屬關系所在，而只能是同類職業群體的社會關系依托。一句話，就是没有任何“鎖鏈”約束的自由人。職業經理人同我們從前說過的無產階級一樣，失去了鎖鏈就意味着生產力的解放。

我和恩格斯生前曾説過重建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問題，其實就包含了這方面的意思。僅從這一點上説，職業經理人同所有的勞動力，包括同你們的農民工一樣，都是没有任何區别的個人所有制，也可以認爲是社會所有制。因爲任何勞動力都離不開社會。有區别的只是他們的職業特點不同。職業經理人是以指揮或管理他人勞動爲職業的勞動力，是勞動力的高級存在形式。所以才有專門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和“獵頭公司”，不過是專業化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形式。而且，很早就已成爲全世界的獵頭資源服務形式。改革開放之后，你們只是很快地借鑒或恢復了這種服務形式或服務機制。民國時期就開始有了嘛。那些非公有制企業，可是早都在盡情地享受着這種新型勞動服務關系帶來的好處。盡管這裹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决，但是本質方向應當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職業經理人的個人所有制和人格獨
立性，怎么能承擔起全社會企業經營權的經理責任?

你們的國有企業却是另外一種情况，來自于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衍生，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例外。就是在勞動力所有制問题上，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屬于國家，是“國家干部”，也就是所謂的“體制内”人，屬于“黨管干部”範疇。總之就是既不屬于社會，更不屬于個人。一切都要服從“組織”决定。所以，你們的國有企業經理人體制就成了世界异類。怎么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兩權分離”呢?也許在黨外是可以分離的，可是一回到黨内就不可分離了。還要緊密團結，保持一致呢，否則就要承擔分裂黨的罪名，或者是違反政治紀律的罪名。與此相聯系的國有企業經營權體制改革，自然就要成爲富有怪味情調的游戲，還要付出很多的改革成本。最終結果等于是做了一場“無用功”表演。費了好大的勁兒掏干净的米，又要重新撒到泥土裹，不是白白忙活一場嗎?

都是一個鍋裏的米，一個“青年點”的哥們兒，又都隸屬于一個政黨决定。無論是擔任産權代表角色，還是擔任經營權代表角色，都不是獨立的職業選擇，都要無條件服從于同一個組織决定，又怎么可能會鑄就出具有“普世價值”的企業家精神呢?所以，就無法真正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兩權分離，也無法克服國有企業的體制弊端，當然就很難產生世界一流的產業領袖和企業生産力了。還不如你們的非公有制企業，能够造就出像任正非、馬雲和柳傅志那樣的世界級產業領袖。比當年那些紅色資本家，可是要厲害得多。但他們都是“體制外”的人，也許，他們的成功原因恰恰就在于他們的體制外身份。你們那些體制内人，有哪一位是世界級產業領袖?

實際上，你們的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他們對世界級產業領袖的“頭銜”也不感興趣。絕不會像馬雲那樣，具有在各種世界産業論壇場合眉飛色舞地做演講的衝動。由國有企業特色職業經理人體制决定，你們那些國有企業領導人，不管是座權代表還是經營權代表，幾乎都把“升官”當作共同的聪業追求和人生追求，因爲有企業所有的高级管理角色，都被你們用封建主義的政治邏衅和訃劃經濟的分配法則，給换算成公務員一樣的“官職级别”了，正常情况下的最高級别是部級，最低級别是科級，就是縣属國有企業領導人，當年的鄧小平還説要趙紫陽“承包”國務院呢，那就是這種官職追求必然會導致國有資產的利益流失，而且一定是“雙向”正國級了。

這種官職追求必然會導致國有資產的利益流失，而且一定是“雙向”利益流失。既要向内部人輪送利益，又要向外部人輸送利益。兩種利益輪送，都可以爲人格化的利益輪送主體帶來好處，要么是經濟上的好處，要么是政治上的好處。主要是政治上的好處，可以進政治局嘛。包括死后的葬身之地都要選在“八寶山”。你們那位赫赫有名的石油大亨不是説，“活着要進政治局，死了要進八寶山”嗎?居然也能使馬克思嘗到一點“吃醋”的滋味。因爲你們中國共產黨人從毛澤東開始，可是一直都在説死后要見馬克思的，怎么就突然變成要去八寶山了呢。看來在利欲面前還是“靠不住’啊!

要知道，吃“政治醋”的滋味可是要比吃“人情醋”的滋味更難受些。很爲他們的庸俗政治追求感到悲哀。你們的國有企業腐敗爲什么會如此嚴重?其重要原因恐怕也在這裹。而且，國有企業腐敗還包括利用國有資産資源，在政治上搞“小圈子”結黨營私，同“死黨政治”差不多，成爲體制内的“黑社會”，也是中國畸形社會關系的一幅墨筆畫，很值得玩味和收藏。這裹的邏輯關系早已超出《資本論》的研究範疇，也早已超出《紅樓萝》的研究範疇。至少在《紅樓夢》裹，還看不到有裹通外國的腐敗問題。恐怕不會是曹雪芹的筆下疏漏。這説明你們的腐敗也在“與時俱進”。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是如此，任何所有制和任何行業都要與時俱進。陳舊落后的企業制度怎么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但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仍然不是所有權關系調整的本質内容，“産權清晰”只是對現存座權關系在法律形態上的确認。至于説現存國有產權關系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解决國有企業的發展動力問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非公有制企業也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是，非公有制企業的内在動力，肯定是來自于非公有制本身，而不是來自于現代企業制度本身。現代企業制度只是要對已有的產權狀態，給予法律的確認和保護，而不會對已有的産權動力提升帶來任何實質性影響。就是根本不存在“加擋”提升動力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非公有制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没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别，都是來自于成熟經濟社會的經驗借鑒，包括借鑒日本的株式會社，歐美國家的股份責任公司。也是社會經濟關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要求。可是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之間的產權動力狀况，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産權清晰當然是必要的，清晰總比不清晰要好。但是任何所有制的產權動力，都不可能因爲借鑒了資本主義的企業制度形式而發生能量上的變化。再清晰的國有資產仍然是國有資產，如同要對發動機進行登記造册一樣，該是多少馬力還是多少馬力，不會因爲産權清晰而增加半點馬力，不過是權屬關系可以更加明確而已。也會有利于提高利用率。但如果是高耗能發動機，豈不是利用率越高産權主體利益損失越大嗎?所以，比產權清晰更重要的仍然是產權動力的提升，而不是產權管理形式的變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絕不能像照猫畫虎那樣簡單和膚淺。你們也不能把産權動力問題與產權管理形式問題混爲一談。

如果產權動力是機制性的缺失，就是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也是“花架子”，同漂亮的汽車模型差不多。《紅樓夢》裹説是“銀樣 槍頭”，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意思。你們的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已經建立多久了，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了吧，能看出有什么動力上的變化嗎?既不能避免經營决策失誤，也不能抑制產權利益流失。毛澤束可是喜歡那些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但是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則是只好看、不好吃。一旦走向世界競争的海洋，就要全軍覆没，賠得精光。絕不是簡單的經驗問題，倒是可以成爲“説得出口兒”的理由，就是不斷交學費的理由。想想看，表面上還是兩個大力士在搏鬥，實際上則是一方的肌肉松弛，如同紙糊的大象一樣，還不是立刻就要被海水泡囊，怎么可能會有雄起之力?用毛澤東的形容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意思差不多，只是大象的樣子没有老虎可怕，但是兩者在本質上都是紙制品。不管是雄壯無比還是張牙舞爪，都是怕水怕得要命。